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张大诺、及金子报道 一年将尽，我们更关注明年中国艾滋病防治可能出现的新
问题以及对策。
艾滋病立法时机
如今，已有地方政府制定了艾滋病防治的地方条例，许多专家也呼吁艾滋病立法。然而，清华大学公共卫生与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的观点正好相反：立法时机不成熟。
他说，立法者的专业知识是否充分，对艾滋病局势发展是否有清醒认识，是否在受道德恐慌的支配，这都是
问题。更大的
问题是，许多人希望在立法中确立强制检测原则。其背景是：在河南一次针对卖血高危人群所做的拉网式检测中，1个月查出1万多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，不实行强制检测的省份一年才能查出几百人。国家似乎应当掌握这些人。
但不少
问题无法避开：哪些人可以强制？哪些人不可以？即使同
性恋、卖淫、吸毒、卖血等高危人群，对其强制检测使其曝光，他们的
生活是否受到影响？还有人建议在立法中明确对艾滋病人实行特殊管理，像当年对待
梅毒病人，进行登记，限制活动领域。
问题是，许多病人不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，如何对他进行特殊管理？即使“管理”，是否脱离社会，脱离家庭？目前这些都没有明确结论。
还有人以“防止他们报复社会”来要求强制。但实际上，以艾滋病为由报复社会的，占犯罪的比例连0.01%都不到，远没达到专门为其立法的程度。现在把艾滋病人“管起来”的观念很重，但立法时机不成熟。
艾滋孤儿曝光率
今年8月，北京艾滋孤儿夏令营遇到住宿困境，许多宾馆拒绝接纳，而孩子屡屡曝光也让人担心对其长远的不良影响。明年，对这些孩子的关注仍要以曝光为主吗？
景军的观点是：即使是曝光式关注，社会对艾滋孤儿的关注仍远远不够。国内没有专门针对孩子的药，他们只能靠朋友从国外获得，这个比例微乎其微。另外，许多孩子在被救助时需要开证明：父母由于艾滋病死亡。但免费治疗从去年下半年才开始，之前死亡的人绝大部分不承认得了艾滋病，许多孩子无法证明自己是艾滋孤儿，得不到充分救助。
景军说，艾滋孤儿
生活在农村，那里社会歧视很大。到北京，他们反倒第一次感到社会的温暖，也找到了同伴可以倾诉。从实际考察看，他们的心态是正常的，离开时也抱着工作人员大哭。对他们来说，如果不引起社会更强烈的持久关注，他们自己会觉得
生活与生命没有意义。
塑造民众新观念
在最近一项针对北京、上海、广州600余人的调查中，37%的人愿意和艾滋病患者做同事，但愿意同一办公室的不到8%；愿意与艾滋病住一个小区的有44.6%，但愿意住隔壁的只有16.4%。景军说：“我们正搞一个活动，请15名记者及15名艾滋病患者
生活互动，现在担心根本凑不齐这15个记者。现在许多普通民众的心态是：即使自己身体不受到损害，即使不认为对方有道德缺陷（比如输血感染），也会担心自己与艾滋病人过分亲近，会被世人另眼相看，这已经属于社会文化范畴。要改变这一点，必须等待全社会的慈善文化以及救助文化成为一种自然。”
因有偿献血感染艾滋病毒，是中国特殊现象。但近两年，媒体对此却有所忽视。中国
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常务理事李楯告诉记者，中国有世界少有的因卖血得艾滋病的
问题，在感染概率上，血液传播达90％以上，是不安全
性行为的600到1000倍，但媒体多在强调“
性传播”的危险，没有给公众、决策者一个完整信息。
他说，国务院文件已经明确，要“切实加强对采供血机构的管理，加大对非法采供血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，防止艾滋病医源
性传播”。某些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表示，因卖血感染艾滋是“地下黑血站”的祸害，并认为现在已经制止了。而恰恰在“
问题解决”后，广州又发现卖血感染事例。李楯呼吁，既然艾滋病的血源
性传播和医源
性传播今后威胁巨大，那么媒体的披露重点也应对此倾斜。
